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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排行榜丨你家也有吃饱就躺在沙发滑手机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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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一天是怎么过的?绘本《今天》(Today)是一首流传于纽西兰某儿童教育支援中心的短诗:

第一次知道这首短诗,是马尼尼为告诉我的,两年前她写了《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谈母乳尿布洗衣哄睡等自新生命诞下后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的无奈庸碌,她将家事与孩子形容成渗入母亲生命的“白色”,掩盖了自己的人生,女人就在一大堆琐碎卑微的小事里,抚养着孩子长大。

我今天没有洗碗,
直到下午两点半,才整理床单。
尿布泡得太久,味道渐渐发散。
昨天的面包屑掉在地板,盯着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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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上,污痕片片,好像艺术家挥洒的线,
再下雨时,还会看见。人家看见了会怎么说啊?
好差劲啊,你这个懒鬼,或者,你今天都做了什么?
我喂宝宝喝奶,直到他睡着。
我抱着他,直到他停止哭闹。
我和他玩躲猫,为了逗他笑,我把玩具弄得吱吱叫。

两年后,李欣伦《以我为器》,写不成眠的夜如何漫长难熬,点亮的灯也变得灰暗,丈夫虽然尽力帮了忙,但自己为了育儿被“再教育”,不仅对痛苦的容受力提高,对生活的脱序也更包容有弹性。

这样的生命改造,常常是落于女人身上。

今年八月生下第二胎后,我趁着坐月子的空档,开始读起《第二轮班:那些性别革命尚未完成的事》,我在书上一段一段画重点,然后用同一枝铅笔在日历纸上画只三角龙送给4岁的儿子,还要时不时抱着哼哼唧唧的婴儿左摇右晃,为他哺乳、换尿布。我不用规划健身或订购塑身衣,夜夜照顾婴儿至凌晨、夜里喂奶数次,不分日夜的疲累,想减去怀孕增加的体重对我来说根本不需烦恼。

育儿后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选择”与“为难”的加总。例如晚上九点,全家洗好澡,家里清洁干净,儿子和老公依偎在客厅,选着想看的电影,儿子甜腻腻的呼唤我;我也好想,但看电影的一个半小时,至少能写上五百、一千字,可以少熬夜一小时,天知道我要有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克制自己不走到沙发上躺下来。

事实上,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已经先在浴室内想好了开头与段落,那是我极少数可独处的时间。我反覆在脑海想了又想,但一走出浴室,听到孩子在哭,看到老公在哄,我只是走到厨房洗了流理台内的碗筷,就发现自己忘了大半,赶紧坐到电脑前输入243个字,接着起身去帮孩子换尿布。

在我还是上班族时,就发现女同事为了如何在下班前安顿好放学的孩子而焦头烂额(找个好的安亲班、请家人接孩子、设法让孩子乖乖待在办公桌旁);男同事完全没这困扰,他们甚至下班后、假日能有自己的休闲活动。历年来我的主管一直是不用分担育儿工作的男性或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那些企业和机构歧视已婚女性,而是许多高阶主管需要的是将生活奉献给工作的人,而非必须准时下班接孩子、为孩子讲故事玩游戏、哄孩子入睡的“第二轮班”者。

托育政策催生联盟在九月上旬公布,中国台湾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双低”,女性就业率约5成,平均每位女性总生育子女数仅1.2名,不但落后香港、南韩、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与冰岛女性就业率逾8成6、总生育率约1.8,及瑞典女性就业率逾8成、总生育率逾1.9相较,简直望尘莫及。为了在家照顾幼儿,中国台湾省女性在年轻时就中断职涯发展,等到小孩长大,女性企图重回职场时,只剩下低薪的劳力工作。在中国台湾省,育儿成本太高了。

不只一位女性朋友抱怨,她们比较容易同时处理两件事,例如一边使用吸尘器、一边关心稚龄子女在干嘛;一边折衣服、一边盘算购物清单。而男性通常在“煮晚饭”或“带小孩去公园”二择一。女性常常忙于工作、孩子和家事三者间,甚至工作和家事都在竞夺她照顾小孩的时间。如《第二轮班》作者、社会学家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所言,多数没有孩子的女性会比男性花更多时间在家务上,有子女的女性,则花更多时间在家务和照顾子女上。好比职场存在的薪资差距,家庭内部亦存在两性的休闲差距(leisure gap),许多女性下班后,还得回家继续“第二轮班”,作者估算,若把有酬工作、家务、照料孩子的时间加总,女性一年约比男性多工作一个月。

无怪乎霍希尔德会写:“第一个孩子耗尽这对夫妻的精力,第二个孩子引爆婚姻危机。”我想到生产后持续好一阵子,凌晨喂奶后,我必须抱着新生儿在椅子上入睡,直到天明,在我昏沉全身酸痛又睡不好时,老公会起床运动,虽然很想大翻白眼,但餐桌上已备妥了早餐和热咖啡,我就默默把白眼翻回来了。只是转念一想,这不正是书中提到的“婚姻感谢经济学”?由于女人从属地位的文化氛围,当我们遇到一位愿意分摊家务的伴侣时,就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幸运,认为家务趋于分工平等,却忽略了自己其实负担超过5成(甚至7成)的家务与育儿工作;而男人却不觉得自己“幸运”,他们想的可能是:“妳是女人,所以比较擅长。”他们婚姻里的平等,其实是“他的”与“她的”分摊差异所构成。

霍希尔德说:“性别革命主要由经济变迁所导致,人们却在婚姻里感受到它。”中国台湾省双薪家庭已是常态,女性大量进入经济体系已有20、30年,人们却还没产生相应的理解,女性生活方式已经超出母亲和祖母的轨迹,随着女性可支配时间变少而减少家务劳动,“谁来做”与“哪些事情需要做”将成为婚姻中深层紧张关系的来源。

每到母亲节电视就开始出现强打“超级妈妈”的广告,职业妇女接了孩子回家,忙碌却也光芒四射。这个女性形象与“忙碌的高阶主管”相似,有效率、具条理、精力充沛、乐观开朗、充满自信,彷佛职业妇女时间宝贵犹如高级主管。广告忽略的是,高级主管的忙碌是待在办公室长时间办公,但时间报酬高;职业妇女忙碌却是因为薪资低、也缺乏人手帮忙家务,她们能表现得如此出色,是个人能力所成就,这项私人特质不该遮蔽了双薪家庭缺乏公共支持的社会问题。

当我们的社会文化赞扬这种个人力量形象,创造出讽刺的英雄主义,遮掩了女性每年必须额外劳动一个月的现实。这也出现在书中访谈的家庭案例中,有些女性希望自己也是广告中秀发飞扬、身着精致套装的主角,成为令人赞叹的“超级妈妈”;有些女性却是说服自己,因为薪资差距,自己的事业和时间比丈夫“更不重要”,却没发现自己同时压抑了女性的价值。

还有另一种女性采取“隔离”的方式,将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做比较。“男人做家务很少见,女性对家庭的付出比较普遍,所以男人肯付出就要知足”,或是将其类推于童年经验,“我从小就被要求做家事,男人则不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为了调和女性追求平等的信念与实际作为之间的矛盾。

我想这本《第二轮班》铁定会惹恼很多男人,他们明明做得比以前的男人多,却不断被抱怨、很少被加分,而且游戏规则(家事处理模式)总是由女人决定。

很多男人解释,不想分担第二轮班是因为事业忙、工作压力大,如果逻辑上说不通,就改口说自己没学过、没做过。他们抗拒的方式也花样百出,例如漫不经心,以至于忘记采买、把饭弄焦、永远搞不清楚东西放哪、做得随随便便,让“试着去做”本身就获得分数,下次不再被托付同一件家事。这是一种装笨的男性策略。

有些男人干脆等着妻子开口要求,但“要求”对女性来说就已经是额外工作,况且一开口,要求也成了乞讨。所以这招很有效,一个男人等在那里被问,被要求时又闷闷不乐或生气,他的妻子往往不会想问第二次。另一个常见的策略还有“降低需求”,男人不在乎衣服皱巴巴或是吃速食,也觉得看育儿书没必要,男人创造了一个“巨大空洞”,是女性带着比较大的需求踏进来,如果想穿干净的衣服、吃正常的餐点、住在整齐舒适的屋子、聊聊流行的育儿经,那么妳们得想想办法。

但是以上这些男人在职场表现好,与女同事社交活泼合宜,回家也会与妻子讨论工作上的问题,会安抚妻子低落的情绪、担忧孩子的健康与学习状况,会在家里多做一点家事,只是就连这一点家事也必须提醒:“你想帮孩子洗澡,还是去洗碗?”如果没问,妳可能会获得一个晚餐后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滑手机的男人。

霍希尔德在长期追踪访谈的最后,会请受访者给即将步入双薪婚姻的女性一点建议,其中一位女性说,她很难过自己生了两个女儿,无论她们多聪明有冲劲,将来都要面对和自己一样的冲突与拉扯,除非放弃婚姻与养儿育女的想法,“但如果有个儿子,至少身为男性,他可以毫无保留地专注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个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悲。

我必须指出更可悲的一点,这本《第二轮班》于1989年出版,30年后身处于中国台湾省的我们读来却毫无违和,中国台湾省双薪家庭中的女性依旧为“第二轮班”所折磨,她们往往寻求外援(保母托儿或钟点打扫)、进行各种削减(放弃阅读、嗜好、电视、访友、运动、独处),然后化身为超级妈妈。

但要拯救一段婚姻,社会必须停止将家庭主妇与母亲角色强加于女性身上,不只是夫妻共同分摊家务与育儿,与新好男人结婚不再是少数女性的“幸运”,更必须要求政府形塑出新的性别政策,去适应女性必须外出工作的事实,例如瑞典的“亲职假”(parental leave),强调夫妻双方“共同育儿”观念,无论男女都可申请“育婴留职支薪”,其中两个月为父亲月,必须为男性才得以申请,促进父亲參与育儿工作,如此,才能免除性别革命停滞造成的苦果,进而让家庭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而不是“第二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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